从20世纪80年代第一批农民工带着鲜明的身份标识进城，到今天，人们已很难在街上看到穿着朴素蓝布外套，拖着蛇皮袋的昔日典型农民工形象。

  新一代的农民工，也不再认同这个身份标签，他们甚至摒弃了老一辈“挣钱回家盖房”的行为模式，即使他们依旧选择了刻板的、枯燥的流水线。

  上海，谁在进厂？他们是怎么找到一份工作，怎样生活的？从农村到城市，他们走过了怎样的路？过去半年里，我们把上海浦东、松江、闵行、宝山等几个制造大区的劳务市场跑了一遍，以一个记者的身份，有时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穿梭在一家家中介公司之间。

  我们发现，如果把有没有受到高中以上教育作为一条分割社会人群的红线，红线之下的这些年轻人，这些新一代农民工，在宏观世界的变化里，一方面在城市产业革新中不断调适，另一方面又拥有鲜活、富有张力的生命底色。他们在潇洒与彷徨之间切换，在进击与暂歇中横跳，一如我们每个人。

  2024年 5月25日，在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智能谷，工业模拟焊接工作。 新华社记者王翔摄

  松江车墩，上海最大的劳务集散地，在2019年以前，这里每天至少有2万农民工在等待工作机会。去年开始，活跃在车墩人力资源市场的人数骤减到2000人左右。

  10倍的数差一度让地方政府，以及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学者不由得担忧：上海是否正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制造业的成本是否会促进上升？

  在长达半年的采访中，这样一些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记者。然而，在和农民工一起经历的“找活儿”过程中，真实的感受却是：工人的收缩并不会实质上影响工厂的运转。相反，整个劳务市场具有十足的弹性，每当到了海内外一些商品大促节点的前夕，或者电子商品新品发布的前夜，上海各个劳务市场基本都能在短期内调集大量劳动力。订单结束后，劳动大军也便跟着“消失”。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向宽虎的实证研究，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给出了解答。在对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劳务市场进行长期跟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劳动力在城市群是能轻松实现动态均衡的。“上海暂时没岗位了，他们能够下午就转移到昆山、嘉兴、温州等等。上海市场的供需关系是需要放在整个长三角的总体供需体系里考量的。”

  而最能体现供需情况的指标，就是工价。记者看出，尽管各个城市都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线，但市场上仍有不少企业给出低工价，个别甚至已经跌破最低工资标准。“这说明劳动力在市场上并不算短缺，工厂即使给出更低的工价，依然有劳动者愿意选择，并能凭借这份收入改善自身生存状态。” 向宽虎说。

  与此同时，全国劳动力还整体呈现出向城市群集聚的现象。在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中，一个农民工在内陆城市的生活与工作成本实际并不一定低于沿海城市。农民工在内陆城市可能要面临着工作岗位单一、工厂数量相对较少的现实情况。

  “例如在郑州，很可能你没进‘富士康’，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其他工作。但在长三角，换工作时‘无缝衔接’是能轻松实现的，快速缩短了农民工的等待期。”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飞说。而劳动力向大城市、城市群靠拢，其实就是劳动者更“经济”的选择。

  2024年2月8日，圆通速递上海黄浦城市服务中心，春节期间有专人留守，确保收派件服务“不打烊”。 李茂君摄

  采访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不少农民工既干过制造业，也干过服务业。宝山、昆山、浦东多地的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中介公司既给工厂送人，又给外卖、快递公司送人的情况；而以前他们只做单一市场，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务不会混着做。“特别是今年三四月工厂用工比较低迷的时候，我们很多工人都去了快递运输行业。”一位中介公司老板说。

  飞认为，这体现了大城市服务业的蓄水池功能。“绝大多数城市都要经历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消彼长的过程。上海已经到了服务业高度发达的阶段，很多工人可能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工价不高，那我送几天外卖维持下生计也没问题。”

  而服务业本身，不仅不一定会对制造业产生劳动力的“虹吸效应”，相反，还可能强化在地制造业的用人黏性。例如，在广东省深圳市康乐村，全国最知名的服装批发地之一，当地曾希望将服装工厂迁移至周边某县级市，却因后者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够、难以吸引工人而无法推进。一些研究者也建议，如果上海、苏州等长三角城市能够进一步强化地方重点制造业企业周边的服务供给配套，将有利于增强工人的黏性，提高当地用工的稳定性。

  近5年来，长三角劳务市场上出现了岗位收缩的情况。不少劳务中介都表示：前几年一次性招几百人的大工厂，去年以来每次只招几十人。在上海，像夏普电器这样的制造业大厂，过去有四个生产部门，分别生产冰箱、空调、洗衣机、净化器等不同品类家电。“现在砍掉了好几条生产线，用工差不多减少一半。”

  岗位收缩的另一个表征是长期工的减少。“以前，企业招长期工和短期零工的比例是7:3，现在倒过来了。” 上海玉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管玉清说。一些专家学者和人力资源从业者认为，这主要跟企业用工成本高有关。

  浦东一家汽配厂负责人和记者说：“现在招一个工人，光是给中介的管理费，以及为了激励工人干完一个订单而提供的‘奖励费’，加起来就要几千元。如果再算上给工人交社保的钱，那可能这个订单就没有利润了。”

  此外，柔性制造的发展的新趋势，也进一步强化了短期用工的现象。“调研中我们得知，现在工厂的个性化订单更多，传统订单反而少。工厂经常会接到一些非标准的、非周期性的订单。例如，”一段时间网络上会出现一个网红商品，各工厂竞相生产，卖一段时间。过气之后，再转做下一个商品。这时，聘用短期工反而更加有助于降本增效。向宽虎说。

  上海飒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SAGE）是一家将和AI相结合、底层技术驱动、面向场景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打造“手-眼-脚-脑”协同的智能移动共融机器人产品与一体化解决方案。2023年5月10日，飒智智能机器人调试车间内，技术人员在对将交付的产品做测试训练。 李茂君摄

  而柔性制造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消费市场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结果。消费者越来越渴望多样化、定制化商品，改变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继而影响了用工模式。

  当然，不能否认，伴随全球性的制造业格局加速调整，近年来，国内不少制造工厂开始频频“出海”，也会导致一些低技术、高耗能的组装企业、加工公司减少用人需求。不过，“这对上海的影响较小。”向宽虎发现，由于上海和周边城市的制造业结构不同，企业出海不普遍。

  采访中，记者看出，上海实际上依然面临着用工的挑战，这种挑战大多数表现在技术工人的短缺上。宝山一家劳务中介公司服务周边几个大型制造企业。“对方想要的都是操作机器人的，一般的‘小白’培养成本太高。但我们也可以提供的技术工人十分有限。”该劳务中介公司老板说。

  不久前，管玉清带着团队前往云南招聘，专为浦东本地一家芯片制造企业招收来自云南曲靖一家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本地技术工人太缺了。只能从更远的西南地区招人。”

  上海为何会出现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伴随上海制造业“机器换人”的持续稳步推进，多个制造领域已经实现基础工序的全机械化。

  宝山区顾村镇的上海科斯，主要生产灌装机及其配套设备，客户遍及国内外各大小制药厂、生物研究所、保健品行业、日用化工以及饮食业等。总经理马志强说，早在几年前，公司服务的大客户如可口可乐、强生、太太乐等就已加速布局“黑灯工厂”，更新自动化产线和智能设备。

  以某药企为例，上海科斯为其搭建的自动化产线，可通过机器人完成装盒、盖盒、外盒贴标、装箱、码垛等流程。“过去这样一条产线需要十几名操作工，产线智能化升级后，目前只需要两人操作维护即可，效率极大的提升。”

  嘉定某汽车电子厂，近年来产能不断扩充。但基础岗位的普工流动性太大，不仅增加了培养成本，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影响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用工难”问题，企业布局了“智慧园区+智能工厂”，成立了自动化设备事业部、技术开发事业部，加大了研发投入。

  2024年5月22日，上海宝钢股份宝山基地拍摄的“黑灯工厂”内景。 新华社记者龚兵摄

  有了“不会疲劳”的机器坐镇，新增加产线也不用再另外招聘，不少工厂都享受到了“机器换人”带来的持久红利。不过，眼下让许多制造业企业主头疼的是：去哪里找这么多能够操作机器的人。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许科和记者说，目前上海本土的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些工厂甚至需要跟校方合作一些项目，搞好关系，才可以获得联合培养、输送就业的机会。”

  “缺少技术工人，是当前我们整个体系里较为严重的一个短板。如果咱们不可以进一步强化培养那些能够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甚至是能够设计机器的工人，那么制造业的下一步创新发展就会遭遇瓶颈。”许科说。

  当下，不少企业也慢慢的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管玉清说，这两年不少跟他开展劳务合作的企业，都希望他“走出去”，为企业定向输送全国的技术人才。“目前，我们已有100多位外地职校毕业生在上海实习，有望将来留在工厂成为长期技术工人。”

  “机器换人”是上海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许科表示：“尽管短期可能会存在优质劳动力的短缺阵痛。但长远来看，随着整个工业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提升，人的工作环境也会得到相应提升。如此一来，工厂才有希望招到更优秀的、更高水平的人才。一家公司也只有拥有更稳定的生产团队、研发团队，它才能步入发展的良性循环。”